34 家电影院的消亡 和一条路的过去与现在

四川北路位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一侧,老上海口中的“过河看影戏”就发生在这条路上。20世纪上半叶,这条长逾3 公里的马路——当时还叫北四川路——周边云集了 34 家戏剧、电影演映场所,帮助虹口成为中国电影业的半壁江山。

往日的辉煌和现状形成令人错愕的对比。今天,几乎所有影院都从这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上彻底消失,或者沦为遗址,只有一家还在勉强维持经营。

这似乎属于一个电影院整体衰落的故事——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记忆。但在四川北路上,衰落的不仅仅是电影院。一种业态的消亡,伴随着包括建筑文化、生活方式、人口在内的整个人文历史的消逝。

2013 年左右,从机关单位退休的李建华经网友举荐成为一家出版社的撰稿人,着手为上海老影戏院逐一立传。和大量关注影片、演员的研究不同,他希望采用口述史的形式,讲述“与影戏院建筑息息相关的人文故事”。

李建华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项“难以完成的写作任务”。最大的障碍在于找不到合适的受访者。“一手资料奇缺,又难以找到亲历者,真的无法下笔。”李建华告诉《好奇心日报》。幸运的时候,他还能通过关系找到某个耄耋之年的亲历者;而在虹口,电影人的流散似乎尤其严重。他在这里没能找到任何一位合适的历史亲历者。

这段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面临断档的危险。

34 家电影院的消亡 和一条路的过去与现在

资深电影人顾敏在四川北路生活了超过 30 年。他清楚地记得,上小学时,校门就对着国际电影院的边门,再走一走就是胜利电影院,对面是“雷玛斯”,再对面就是解放剧场,“看电影的地方太多了。”

这个汇集了 4 家电影院的路口被当地人称为“电影金三角”。顾敏提到的“雷玛斯”,在官方叙述中是中国第一家商业电影院。1908 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这里搭建了一个铁皮屋,用来放映影片;1909 年,他又建了一家更为正规的“维多利亚电影院”,同样位于北四川路。

对“电影院”的不同定义,导致对“第一家”的争议尚存;但毋庸置疑的是,上世纪早期,电影院作为一种新娱乐的场所开始了它在国内的最初集聚,其中一个中心就是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这一起源并非偶然:虹口的租界地位,使建筑、艺术等各种形式的舶来品得以在这里迅速落地;大量中国居民尤其是来自外省的移民,则带动了多层次的消费,也丰富了既有的文化形式。

“雷玛斯”、“维多利亚”,这些名字标记着早期电影院的殖民主义色彩。甚至,当中国人决定独自建造一家电影院时,想到的也是“奥迪安”(Odeon)这样的洋名,打出的广告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随着雷电华、米高梅等电影发行公司进驻上海,手头阔绰的观众可以在装饰奢华的“一轮影院”欣赏最新的好莱坞影片,公映日期比美国只晚一周左右。

同一时期,一种区别于好莱坞的电影文化也在形成。1925 年,几个来自宁波的兄弟在北四川路中段的横浜桥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拍摄取材于民间故事与古典小说的电影。他们后来下南洋、进军香港,最后以“邵氏兄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电影史。次年,广东人伍联德在这里创办了《良友》画报,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尚未走红的胡蝶,这本杂志后来成为上海电影史的重要档案,乃至它的一部分。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移民”、观众还是电影从业者,都没有简单地复制一种外来的生活方式。这可能不同于“十里洋场”式的经典上海印象。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提出,随着电影宫的奢华装修、舒适座位带观众“进入了一个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都不曾经验过的世界”,看电影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但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奢华、新奇的经验只属于有消费能力、有地位的少数人,这些人群的聚集又带有地域性,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了“摩登上海”的另一个侧面。

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对比是,当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还要求公务员之外的观众着长衫或西服入场时,北四川路上的电影院——很多被称为影戏院——则是另一番景象。2013 年去世的导演王为一在自传中记载了这种土洋结合的“社会仪式”:

“戏院雇两个讲解员,一个讲苏州话,上海人都听得懂。一个讲广东话,因为虹口区是广东人聚居地区,观众多是广东人。两个讲解员坐在银幕两边特设的高台上,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讲解员就交换讲解,简直像说评书那样,绘声绘色,使观众情绪高涨。……遇到大侠和恶徒开打时,全场观众就脚踩地板发出巨响以示助威。大侠取胜时,群众就鼓掌欢呼。恶徒逃窜时。群众就用苏州话和广东话恶声臭骂。”

相关推荐
新闻聚焦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
返回列表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